在云端定格上海

2018-08-17 10:11:44    来源:中国青年报    

近处是沙美大楼和利康大楼,远处有东方明珠和上海金融中心,年龄相差百年的4座建筑被收纳进一张照片。受访者供图

余儒文在上海中心拍摄。受访者供图

建设中的上海中心楼顶全景,获2015美国摄影学会(PSA)旅游数码国际摄影展建筑类铜牌。受访者供图

执笔: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

视频编导:任聪 实习生 王成然

H5制作:中青融媒工作室

文稿编辑:蒋韡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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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着报纸,半梦半醒地躺在120层工地的石膏板上,饿醒1次,冻醒2次,闹钟终于响了,这是凌晨3时。余儒文站起来,把外套拉链拉到了嗓子眼儿处,背起10公斤重的背包,带着2台相机和4个镜头,攥着扶手,一级一级地继续往上爬。

风在耳边呼啸,脚下也不自觉地打飘,他不敢往下看,就连自己也被藏匿到了云雾里,他站在了上海中心的楼顶最高处。架起相机,重复熟悉的动作,开始等待日出。

4时,天空露出鱼肚白。持续拍摄2个小时后,他终于合上相机盖。从前一天下午5时到第二天清晨6时,这一趟,余儒文在632米高的楼顶待了足足12个小时。半年里,光是这座建设中的上海之巅,他就上了7次。

余儒文俯拍了对面的魔幻高楼、脚下的钢筋水泥、未完工的上海中心楼顶全景,就连工地的最后一根钢梁和后来拆掉的照明灯也没逃过他的镜头。他也没忘给自己留张照片——用三脚架、长时间曝光记录了自己盖着报纸的睡姿,因此被媒体描述成“睡过上海中心的男人”。

这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,也因为这组照片里的楼顶全景,拿下2015美国摄影学会(PSA)旅游数码国际摄影展建筑类铜牌。

余儒文现在最著名的身份是“爬楼党”。扛上标志性的大背包,凌晨守着魔都从沉睡中醒来,傍晚又等待夕阳的降临,他在建筑中穿梭,要与时间赛跑。最疯狂的时候,一周4天,一次最少拍3个小时,每次拍几百张照片,一年下来积累了1万多张照片。

在机缘巧合地成为“爬楼党”之前,余儒文曾举着自己第一台单反相机,不厌其烦地拍学校、拍同学。毕业后,他选择“驻扎”外滩3年,以地平线的视角拍摄陆家嘴,“当时就是想拍上海,能拍成什么样,会给我什么感觉都不知道。”

有段时间,余儒文总觉得作品距理想差了一步之遥。直到在网上翻到“爬楼党”拍出的照片,他突然再次燃起热血:同样是陆家嘴,接连不断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连接成剧烈起伏天际线,这不正是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吗。

余儒文第一次“登顶”是在4年前。穿过层层叠叠的楼梯,站在一栋200米高的建筑顶层,俯瞰上海,他忽然觉得,无论视角还是思路都有了新启发,“整个人一下子开阔了”。

爬楼成了他的习惯。每年7月至10月的夏末初秋,他每天关注空气质量和能见度,只要遇上蓝天白云,就一定去拍照。有时候上着班,工地上的朋友打来电话“通风报信”,他立马收拾东西,一下班便是一路小跑。

截至目前,他已经去过近20个上海制高点。有人认为掌握了好视角,拍出好照片一定很容易,但余儒文却说“根本不是”。在楼顶每每都是他最忙乱的时候,一台相机记录大场景,一台捕捉光影细节,4个镜头来回切换,余儒文总是抓紧一切时间出片。

在余儒文看来,好的拍摄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:天时地利人和。要花时间去等是一定的,但真的等到了,能不能拍好又是另一回事。

即使提前看过天气预报,有时候还是会突降大雨,拍日出的计划作废,只能扫兴而归;有时器材把握不好,难得的细节也因为没抓住而失去,同样的角度也难再遇到同样的光影;台风来临前,云流动的速度很快,是最佳的拍摄期,但同时风也大,三脚架根本立不稳,就连整个人都在风中打晃。

唯一一次,他拍到了魂牵梦绕的云海波涛。换器材时,镜头盖一不小心穿过屋顶铁栏,狠狠坠落在120层的地板上,“咚”地一声响彻整个空间。“那一瞬间仿佛失重,幸亏摔下去的不是我”。

拍风光,最考验人的是耐心。只要还有机会,无论拍过多少次,每个制高点余儒文都会一去再去。

也正是在这样的重复里,他发现相机里的上海一直在“长高”。同一角度的照片里,一些摩天大楼慢慢耸立起来,冲向天际。余儒文也在无数次地问自己,“心目中的上海究竟是什么样子?”

这个在苏州河畔降生、黄浦江边长大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接触摄影之前“宅得可以”,基本上不怎么出门。玩摄影后,他的足迹遍布上海的各色高楼,也开始研究起那些有着沧桑外表的历史建筑。

余儒文觉得自己从一个游客的状态,慢慢变成了真正的上海人。在不同的楼宇和景色的排列组合间,他不断发现着上海新的风貌,永远在填补认知的真空地带,人也因此变得更加脚踏实地。

“爬楼党”里,各人的志向不同。有人只想“打卡”,收集点位,喜欢与危险同行,觉得拍高楼是一种挺好玩的刺激,变着法儿地展示“不一样的上海”;但余儒文只想老老实实做个记录者,规规矩矩地拿作品里的城市风光说话,自己也基本从不出镜。

这几年,无人机等拍摄高科技设备越发普及,但余儒文却坚信好的拍摄必须要身临其境下足苦功。虽然无人机能抓取宏观视角,但细微的亮点根本无法完成,比如遇上画龙点睛般的自然光影,特写镜头下的老建筑会有一种天然的历史感,城市则会有科幻的味道。

喜欢历史的余儒文希望穿透建筑表面,记录下更多的城市内涵。“早晚有机会,我要把我的故事讲给你们听。我和作品的故事,就是我与这座城的故事”。

“建筑是无数个细节汇聚而成的活历史,它的存在无声地代表着一个时代,一段过去。”他说,其实,上海不只有钢筋水泥玻璃幕墙,还有许多历史老建筑。“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故乡,就能发现她的多面”。

兜兜转转拍了上海7年,余儒文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《我与这座城》。这张照片借助三脚架拍摄,照片中,他站在外滩沙美大楼的露台上,右侧是利康大楼,1911年的建筑还是英国安妮女王时期的风格,清水红砖拱形门窗,身旁是傍晚来来往往的行人、车流。远处,东方明珠和上海金融中心也被一一收纳,“这张照片里的建筑年龄相差百年”。

“相比楼顶俯瞰,地面是人和城市的关系,也是城市和历史、未来的关系。”在余儒文看来,每一栋老建筑都可以被阅读。“既然喝酒讲年份,为什么建筑不可以?拍摄就像考古一样,用最恰当的手法和角度,让人们看到它的真面目”。

遗憾的是,他拍过的很多景观,已慢慢成为绝唱。加速发展的上海总是有新的高楼不断拔地而起,有些不错的视角因此被遮住;一些颇有历史感和人文气息的房屋,因为老旧,也在一点一点地被拆掉。

康定路600号就曾被余儒文永恒定格。在即将被拆除的残垣断壁上,一群艺术家专门在墙上涂鸦出熟睡的少女、作画的孩子、对话的学生,寻梦记忆中的上海。耳畔推土机“轰轰隆隆”的声音越来越近,余儒文举起相机赶紧抢拍几张,在被“工程帽”赶走的后一秒钟,他亲眼看见一面墙在自己面前轰然倒塌。

“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”余儒文感叹,这幅作品成为上海市摄影艺术节的入选作品。“今天的摄影就是明天的历史,我想做的,就是尽力把将来可能或就要消失的东西用镜头记录下来”。

也因此,余儒文更加珍惜每一次拍摄机会,“把每一次都当作最后一次来拍摄。”工作之外,他还是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会员、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会员,也兼任视觉中国签约摄影师。

在他的照片里,总是很容易找见上海中心、外滩、陆家嘴这样的地标。余儒文说,他偶尔也会把自己的照片放到国外的网站,他希望浏览图片的外国人,一眼就能认出这里是上海。

为追求不同的视角,余儒文总要费尽周折地爬上楼顶。绚丽照片的背后,实际拍摄环境大多很简陋,有时还有不少突发状况:爬到楼顶,却发现大门紧闭,只得灰溜溜返程;拍到一半保安下班,大门反锁,如果再遇见电梯停运,还有可能一天都回不去。

一些拍摄点,因为酷爱极限运动的玩家的挑战,出现危险,而遗憾地永久丧失拍摄机会。余儒文觉得痛心,“找机位很难,但要毁掉一个拍摄地很容易。”

据统计,上海目前已建成的200米以上的摩天大厦约有50座,但开放型的观景平台却很稀缺。余儒文希望,更多商务楼和居民楼的楼顶可以改建成观光平台,通过收费的形式对外开放,限制客流并安排安保陪同,让游客能以不同视角看上海,也为摄影创作者带来更多选择。

在余儒文的眼里,建筑是能“治愈”人的,“爬楼”也是把负面情绪慢慢缓解的过程。看着风云变幻和华灯初上,不同的风光总会激起他不同的心理感受,情绪也会被带动起来。架着相机,在取景框里等待着城市慢慢苏醒,这让他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。

“在高处记录上海,仿佛在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中找到了慢生活的空间,几个小时的拍摄中可以安静地思考、反思,调整自己的身心,也能过滤外界带来的负能量。”他说。

2016年,也是在接触到“爬楼”摄影不久,余儒文刚刚新婚,妻子却面临一场不小的手术。那时候,除了上班和陪床,他把自己的空闲时间都用来“爬楼”,患有轻微恐高症的他一度变得“勇往直前”,因为站在楼顶,就能找回一些生活的勇气。

妻子术后,余儒文找机会带她登上了上海中心的楼顶。一起站在上海之巅的时候,一架飞机从他们的头顶飞过,妻子指着天空,露出了久违的笑容,他赶紧举起相机留下这珍贵的一幕。

妻子没有摄影爱好,但后来,他们习惯了一起去很多有趣的拍摄地点。前不久,台风刚刚过境,在40层的楼顶,余儒文和妻子等到了梦寐以求的“双彩虹”,“那是7年来的头一次。”他笑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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